1966年5月，中央军委战略小组办公室被撤销，这个由担任组长的机构从此不复存在。对这位已经74岁、左眼已近失明的老帅而言，这意味着他军事生涯中最后一个实质性职务的终结，他回到了北京的住所，表面上“完全处于赋闲状态”。
但没过多久，“运动”就爆发了，刘伯承住所周围日益喧嚣的“造反”声浪，让他感到烦躁不安。这年秋天，刘伯承决定搬离北京市区，迁往京郊西山一处较为僻静的住所。不久以后，叶剑英和也先后搬来，陈毅、徐向前则成了这里的常客。西山的几处院落，成了5位元帅在非常时期难得的聚首之地，他们时常会面，话题总绕不开眼下的乱局。
1967年1月，上海爆发了所谓的“一月革命”，夺权风暴迅速蔓延全国。一天深夜，、叶剑英、陈毅、聂荣臻和刘伯承再次聚在一起，忧心忡忡地谈到深夜，军队的稳定成为他们最核心的关切。“军队决不能被夺权。军队必须保持稳定！”这是几位老帅的共识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老帅们积极支持并推动了旨在约束军内乱象的“中央军委八项命令”的制定与颁布。
身体的病痛与外界的纷扰使刘伯承的视力每况愈下，他阅读书报变得极其困难。有一次，陈毅前来看望刘伯承，见他正用放大镜费力地辨认大字号的《参考消息》，便关切地问起他的身体状况。刘伯承摇头叹息：“不行咯……看样子，我这只左眼也快要瞎了！”
陈毅接过话头，半是安慰半是愤懑地说：“瞎了倒好，常言道，眼不见心不烦嘛！”
刘伯承却苦笑着回应：“眼不见心也烦嘞，我的耳朵还不聋哩！”他说完后，指了指窗外，山下造反派的宣传车正准时传来刺耳的“上课”声。
“眼不见心也烦”，这句话道出了刘伯承内心的真实状态，他牵挂的远不止窗外的噪音，老战友邓小平的处境，更让他揪心。当得知邓小平被扣上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的帽子后，刘伯承焦急地把陈毅叫到家中，一见面就急切地问：“快讲讲，城里怎么样了？……小平同志的情况怎么样？”当得知邓小平情况不妙后，刘伯承痛心疾首，连连叹息：“这怎么得了！这怎么得了！”
1967年2月，怀仁堂的激烈抗争被诬为“二月逆流”，聂荣臻受到冲击，不久后病倒住院。正在治疗眼疾的刘伯承得知这个消息后，不顾自己左眼几乎失明，他执意让人搀扶着，摸索来到聂荣臻的病房。刘伯承见到聂荣臻后，紧紧握住他的手，过了好久才说出一句话：“老兄，你辛苦了。”这句再平常不过的安慰，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中却蕴含着千钧重量。多年后，聂荣臻回忆起这一幕时，仍满怀感激。
1972年1月6日，陈毅不幸病逝。刘伯承得知这个噩耗后，精神遭受巨大打击，他来到陈毅的灵床前，俯身痛哭，呼唤着：“陈老总啊，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‘拐杖’哟！”
不久以后，刘伯承双目完全失明，1973年，他的思维能力开始丧失，1975年，他已基本丧失生活自理能力。即便如此，刘伯承残存的意志力仍令人动容。有一次，幼子刘太迟扶刘伯承在院中散步，他突然挣脱搀扶，独自摸索着向前走，边走边大声说：“我一个80多岁的瞎子还想要自立自强，你们年轻人更要自强不息！”
1976年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，华国锋前来看望刘伯承，刘伯承对他说起了自己的遗嘱：“我死后只提一个要求，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，否则决不进八宝山，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！”
1986年10月7日，刘伯承与世长辞，他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，主持人正是他生前指定的邓小平。刘伯承的骨灰，按其遗愿，由子女撒向他曾战斗过的太行山、淮海大地、南京、重庆和故乡开县的山川河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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